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城里换了旗号。

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公开反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不是小动作，是明面上的另立门户。

可这个政权只撑了不到两个月。

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军压进福建，福州失守，十九路军瓦解，蔡廷锴等人离开福建。南方各路实力派原本有的观望，有的暗通消息，最后都没有真把兵押上去。

门开了。

人没来。

这就是民国军阀最怕蒋介石的地方：他们不是没有反心，也不是没喊过口号，而是一到要真打、真出兵、真承担后果的时候，账就算不过来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

张学良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挂青天白日旗。打这天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可这统一，像一张盖在破桌子上的桌布，桌布平了，下面的木腿还是歪的。

阎锡山有山西，冯玉祥有西北旧部，李宗仁、白崇禧有桂系，张学良有东北军，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各有各的枪，各有各的钱袋子。

他们认南京，不等于服蒋介石。

他们最常做的，是通电、联名、逼宫、借题发难。纸面上火气很大，电报里一句比一句硬。可真要把部队开出老巢，离开自己的粮源、地盘和后路，很多人就先慢了半拍。

这一慢，就要命。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原大战打起来。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力量合在一起，声势很大，战场铺在河南、山东、安徽一带。那是南京政府建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新军阀混战。

蒋介石手里有中央名义，有江浙财力，有黄埔嫡系，还有铁路与调兵便利。

反蒋各派看着人多，里面却各有算盘。谁先打硬仗，谁先损兵；谁多保存一点，战后就多一分本钱。战场上的枪声一响，这种心思比炮弹还难防。

九月，张学良入关支持南京方面。

局势翻过去了。

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没有真正把各地军阀全拆掉，但他打出一个结果：谁要公开另立中央，就要准备跟中央军决战。

这就是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的背景。

第十九路军不是无名部队。淞沪抗战时，它在上海打过硬仗，蔡廷锴、蒋光鼐也有声望。可从上海调到福建以后，部队远离原来的政治中心，又被夹在南京、江西苏区、广东实力派之间。

福州成立新政府时，口号很响。

真正难的是第二步：谁来承认它？谁来供钱？谁来一起出兵？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桂系、华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哪个都不是没有想法，可哪个也不愿先把家底砸进去。

蒋介石看的就是这个空子。

中央军从几路入闽，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等部向福建推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本就松散，外援又迟迟不到。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前后，福州方面已经难以支撑。

一月十六日，福州被占。

旗号撤下去，部队散开去。

这场事变给各路军阀看了一眼：独立不是发一封通电，也不是换一块招牌。只要南京中央军真来打，旁边人未必救，手下人未必稳，地盘未必守得住。

蒋介石当然不是只靠打。

他更会拆。

给名义、给职位、给军饷，调一个将领，安一个委员，收一个番号，拆一支部队。地方军阀最怕的，不是今天输一仗，而是仗还没打，内部先被南京撬开一道缝。

张学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原大战时，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得到陆海空军副司令等名义，东北易帜后的地位也被南京承认。蒋介石需要他，他也需要南京给的全国名分。

可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丢了，东北军成了离开老家的军队。枪还在，根却断了一截。

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南京方面很快下令讨伐，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等部向西北集结，飞机轰炸渭南地区，中央军压到潼关、华阴一线。

渭水边上，枪炮对上了。

但中央军并没有像某些传说那样几天内打进西安，也没有“半天突破十几万东北军阵地”。西安事变最后靠政治谈判和平解决，周恩来到西安斡旋，蒋介石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西安回南京。

可南京大军压境这件事，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都看见了。

这就够了。

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不服，是真的；不敢轻易公开独立，也是真的。因为他们心里有一本账：中央军不一定天下无敌，但它有中央名义，有调兵体系，有财政来源，有嫡系骨干，还有把反对派一个个拆开的手段。

单个军阀打不过。

几个军阀联合，又互相不放心。

所以民国很多反蒋行动，看起来声势大，落地却轻。通电能发，会议能开，暗中联络也能做；可一旦中央军开上来，铁路线上一列列军车向前，许多人就把话收回去了。

不是他们没野心。

是野心要用兵来付账。

一九三四年一月的福州，街头换回南京的旗号，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昔日的将领离开原来的指挥部。桌上的公文还在，印章还在，门口站岗的人已经换了。

这就是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