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父亲身上的红军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们子女的骨子里。以微光致敬长征精神，让军人本色薪火相传。
油画《红军过雪山》艾中信 绘
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
1967年，不到18岁的我参军入伍。第一次穿上军装，我特意站到父亲面前，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父亲看着我，笑着说：“丫头，你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兵了。”
生在军人家庭，我们兄妹7人全部参军。在我们家，“长大当兵”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只要有机会，就义无反顾地去。如果让你去当兵你不去，那在我们家，就是逃兵。”这样的选择，并非父亲的要求，而是耳濡目染形成的信仰。
周纯麟戎装照
我的父亲周纯麟，1913年8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营政治委员，参加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后随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他是一位长征中三过草地的老红军，一位历经九死一生的开国将军。
说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父亲总是摇头叹息，几度哽咽。“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位于四川阿坝地区，海拔四千一百多米。当地歌谣唱道：“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父亲说，过雪山时，白天高原阳光紫外线极强，晒得眼睛睁不开，山上白雪反光，更刺得双目流泪，有的战士眼睛红肿近乎失明。大家就用土办法：边走边用雪擦眼睛，竟有一定效果。战友们搀扶着患有雪盲的人爬山，后来人越来越多，便解下腰带，接成绳子牵着走。
1942年底，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右）和骑兵团政委姚运良合影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沿途到处可见先前过草地时遗弃的东西，还能看到一些红军战士的遗体——有的漂浮在沼泽水里，有的曝晒在干草地上。草地人烟稀少，筹粮极为困难，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没了，就杀牦牛，肉分给部队，连骨头也要砸碎了熬汤喝，牛皮也分着吃——有的煮烂，柴草不够就烤一烤。牛杀光了，上级规定收容队的马不能杀，首长便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大家。牛、马都吃光了，大家就吃皮鞋——有的鞋底是生牛皮做的；皮挎包、皮枪带、皮带……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鞋底烤黄后放在嘴里嚼，就是咽不下去，直想吐。饿得实在不行了，嘴里有个东西嚼着，便不那么难受。
父亲还讲到了会师时的花絮。1929年红四军在长汀制作的八角帽是大八角帽，后来中央红军改成了小八角帽，红四方面军不了解这一改变，仍戴大八角帽。会师时，两支部队八角帽大小的不同，成了最显著的区别。红一方面军亲切地叫红四方面军“大脑壳红军”，红四方面军则叫红一方面军“小脑壳红军”。大家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满脸泪水，分不清是哭还是在笑。
1946年底，时任华中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长兼政委的周纯麟和夫人邓文秀在泗阳大江庄怀抱九个月的儿子周善平
父亲身上的红军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们子女的骨子里。参军后，我被分配到大别山深处的机要部队。那时营房还没建好，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每天挑土、抬石、盖房。晚上站岗放哨时，还能听见深山里传来的狼嚎。巡逻时有人一脚踩空掉进修车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执勤。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反而成了一种趣事，因为我觉得，父辈当年走过的路，比这苦得多。
父亲最怕我们沾染上“骄、娇”二字。他的叮嘱，我谨记一生。退休后，我牵头组建军休舞蹈队，扎根社区治理，参与环境整治、邻里调解、文明创建等工作，2023年获评“徐汇区最美退役军人”。我走进大思政课堂，为孩子们讲述父辈的故事，父辈为国尽忠的红色家风始终激励着我，社区就是我的新战场。一身军装，两代风骨。我会在基层一线继续坚守，以微光致敬长征精神，让军人本色薪火相传。
编辑：金妍芝
约稿编辑：刘 芳
责任编辑：郭 影
图片：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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