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不久前召开的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中国正加快对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需求，以重大战略工程为牵引，强化场景应用和任务引领，通过构建高端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持续纵深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
随着以人工智能（AI）为标志性领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进一步完善卓越工程师培养，着力提升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成为撬动尖端制造与前沿服务能力的关键一环。
就机制形成而言，“工程师红利”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基于大规模场景应用和需求牵引逐渐形成的专业人才红利，也是中国企业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进程中，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打造的全链条人才生态。其中的关键时间节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随着2004年前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之前的过剩转向相对短缺，中国加快技术进步内生化步伐，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2021年前后，即中国经济更加强调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结合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需求牵引，中国教育界、产业界和企业界把适配性工程师培养作为锻造科技、教育和人才一体竞争优势的突破口。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工程师人数从2000年的520万左右激增至2020年的1770万左右。就数量而言，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2年的324.7万人年增长到2025年的795万人年，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美国相关智库研究显示，2022年，在全球排名前20%的AI研究人员中，有47%的人本科学业是在中国完成的，而在美国读完本科的仅占18%。中国高端人才方面的优势正以惊人速度迸发。
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向以AI为底层驱动的智能经济跃迁，一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型人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或地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度。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或看似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的初创企业，均十分重视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与引进。美国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等法案，都包含将世界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资金聚拢到美国的内容，为此不惜动用保护主义甚至行政手段。
经过长期以来的积淀与突破，目前中国已经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总体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逐步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转变，在多个关键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水平。放眼未来，如何在AI时代延续和释放中国长期以来的“工程师红利”，还需要在以下一些方面发力：
一是通过教育、科技、人才和实践的协同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有序扩大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加快建设一批包括理工类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创新型大学等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更大程度吸引全球“最强大脑”扎根国家科研中心，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二是进一步加大对专业化人力资本与职业教育的投资，以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差距，强化AI、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技术领域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
三是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工程师培养模式的革新，以需求侧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赋能，并与作为人才培养和使用终端的相关行业企业实现有序对接。（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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