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数据近来被反复讨论：2022至2024年全国累计离世人口超过3200万，2025年全年死亡人数升至1131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踏入所谓的"死亡高峰"？

答案并不像数字呈现得那样直白。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数字背后那张正在改变每个家庭的人口账单——它既关乎3.2亿老人的晚年，也关乎银发经济、智慧养老与社区照护能否及时接住这场漫长的结构性变化。

把这组数字拆开看会清晰许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2023年1110万，2024年1093万，三年合计3244万。

2025年进一步升至1131万，死亡率8.04‰，同年出生人口792万，总人口减少约339万。连续数年保持在千万量级，第一反应往往是担忧。

但判断死亡人数走势，仅看医疗条件和疾病谱不够，还要看有多少人正进入七八十岁这一高年龄区间。几十年前中国曾出现年出生两三千万人的高峰，这批人支撑了数十年的人口红利，如今正集中步入高龄。

年龄结构整体上移，年度死亡总量自然随之抬升。与此同时，国人寿命仍在延长。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岁，较2020年提高1.1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5岁。死亡并没有凭空增加，而是越来越集中到更高的年龄段。

过去可能在五六十岁因心脑血管疾病等原因离世的人，如今普遍活到了七八十岁。所谓"死亡高峰"，更像是几十年前就已写下、如今陆续到期的一张账单。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张震教授团队建模预测，在年龄别死亡率继续下降、预期寿命继续提升的前提下，中国年死亡人数将继续抬升，2040年前后出现明显跃升，2061年前后触顶，中位预测约1900万，95%预测区间为1557万至2242万。

1131万远不是曲线上最高的位置。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38万，占总人口23.0%；65岁及以上22365万，占15.9%。

仅一年时间，60岁及以上人口就增加逾1300万。真正的挑战并非"刚退休"的那几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大量人口陆续迈入80岁、90岁，医疗、长期护理和失能照护的刚性需求将集中释放。

耗费家庭和社会资源最多的，往往不是离世那一天，而是走到终点前的十几年。

在资源分配思路上，中国曾长期沿用"9073"口号，即源自上海经验的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的格局。随着实际情况的演变，入住机构的老年人占比已降至不足1%，九成以上的老年人仍居家生活，政策重心也相应地向社区服务倾斜。

两年前出台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推动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三类服务协同发展，并形成政府兜底、市场参与、社会组织和非政府力量共同供给的格局。

在空间层级上，农村以县、乡、村三级为依托，城市则以区、街道、社区为对应结构，所有服务的落地均以社区中心作为枢纽。社区中心既承担将老年人转介至更专业机构的职能，也可以把机构、互联网服务商等专业资源引入居家场景，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或就近服务。

在服务供给机制上，过去数年政策方向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服务。此前中央形成了一份包含16项内容的基本服务清单，老年人若符合条件可获得相应补贴，或由指定公司代为提供。

近期的政策调整则更强调政府与市场的结合：老年人购买服务时，政府给予一定补贴，让企业有合理收益的同时，也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从市场获取服务。社区基层运行这些服务并不容易，各地探索出不同模式，运行成效也参差不齐。

杭州出现过被形容为"老年幼儿园"的模式——子女上班时将老人送至中心，老人在那里参加文化活动、用午餐、休息，下班后再由子女接回。

这被视为较为理想的形态，但依赖当地的支持力度和配套设施，并非两三年内就能发展成熟，因此仍需进一步改革，并向成功模式学习。智慧养老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大趋势。

约二十年前，中国就已出现"智慧养老"这一提法，最初是借助互联网和现代技术来监测老年人的安全，例如在卧室、卫生间安装通讯设备和传感器，防止跌倒等意外发生时无人知晓，并把信息反馈到社区中心。

近期国务院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养老的各个环节，不仅涵盖日常照护，还涉及为独居老人提供缓解孤独的情感陪伴类服务。目前，在养老院、社区中心乃至老年人家中的卧室、厨房、卫生间，相关设备的使用已较为普遍。

智慧养老与银发经济关系密切。2024年1月15日，国务院发布首份使用"银发经济"一词的政策文件，将其界定为面向老年人以及为老年阶段做准备人群的产品与服务。

前者对应3.2亿老年人，后者则覆盖二三十岁、四五十岁尚未步入老年、但已开始为未来生活做安排的人群，例如在购置房产时考虑是否有电梯、是否适老等因素。

杜教授跟踪的一家民营企业开发了共享轮椅产品，布设在医院、社区中心和药店，使用者可通过手机查找附近设备。相关产品仅在约两千处点位投放，并未覆盖全部城市，每年可带来约两亿元收入，被视为一个较为独特的细分渠道。

在庞大的老年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活跃，具备继续参与社会的能力。中国在发展银发经济的同时，也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收入。

许多退休教师会前往西部地区的高校和院校协助开设课程；在社区层面，不少老年人在基层治理中承担重要角色，参与志愿服务；延迟退休群体也在增加。相关思路正尝试消除老年人参与社会的各种障碍。

杜教授本人倡议以"高龄劳动者"替代"退休人员"的提法，理由是当前老年群体整体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许多人仍希望从事新工作、作出贡献。对于希望继续工作、参与志愿服务或加入终身学习的老年人，政策方向是为其提供相应机会。

从理念上看，这是从消极老龄化向积极老龄化、从"被动"向"主动"的根本转变，也被概括为对"银色力量"的释放。这一领域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养老照护环节，还会波及整个经济与社会结构，且不限于中国一地。

考虑到中国在该领域的创新潜力，其在许多方面有望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