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1896—1988），原名朱世溱，字东润，江苏泰兴人，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民国时期任教过中央、江南、齐鲁、沪江诸校，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中文系主任。先生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等多个领域，著有《中国文学论集》《史记考索》《杜甫叙论》《张居正传》等。近年学界整理有《朱东润自传》《朱东润文存》《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等作品问世。同时，朱先生也是一位书法名家，复旦燕园的匾额与曦园中的“书声琅琅”题词，便是出自先生之手。朱先生书法手迹屡见诸拍卖市场，近有私人收藏朱先生致友人尺牍一通，书法笔力苍劲，信中内容亦可略窥其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关注。今年为朱东润先生诞辰130周年，值此谨录全信，以飨学界。渐逵先生史席：

奉去年12.26手教，敬悉一切。三家兄事承荷垂询。仅据所知，别纸书陈，决不敢有一字虚饰。惟出自家属，不免覼缕，自来行状与碑传，体裁本不一致，惟有仍烦大手笔加以绳削，盛荷万千。所示两节：

一、《列女传》云云，诚如来谕。

二、封建道德之说。今日之论，道德为上层建筑，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所谓封建道德，指为封建统治者或封建剥削者服务之教条而言，未必凡是封建时代所有之行为，均属封建道德之列。古人亦言“民无信不立”，不能以此言发生于封建时代，而谓信义为封建道德。为什么？正因为“信”在今日，仍有其存在之价值。亲子之爱，在封建时代有之，在今日亦仍就存在，因此顾孝子之孝，即在今日，仍似难于否定。

忠愍公之忠，确实作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之道德观念。当日，成祖对方正学自定为其一家之事，其实亦无可厚非。如从整个国家而言，明代而无成祖之定都北京，以重兵驻守第一道防线，正恐也先一下，久已亡国，更不待多尔衮之打进山海关也。但茅公当日，甘心殒首之祸，止以君臣名分所在，之死不悔，认识受到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若必欲归之泯憾或不足以餍部勿人士之心。或仍留此一段记载，而指出其局限性何如？

以上两者，略陈庸陋所见，请先生卓裁为幸。

来报到后，本当即复，彼时恰值市政协开会，晨夕奔波，日不暇给。待开会少停，系事又急待处理。遂致稽复，大罪大罪。工作日重，才具不给，如何如何？

尊颊神经痛何如？春暖或须出外就医否？煦春先生健康何如？

专此奉复，顺请道安，不一。

弟朱世溱谨上

1960.1.2

上海复旦大学一舍六号

在市政协遇周明诚（铭）先生，渠言家藏曼君先生屏条四幅，愿意捐献地方。周先生又言地方所有艺术精品，此时尚可收拾，若不及时注意，诚恐日后更无从着手。渠系苏家巷张宅外甥，说张宅闻系当日茅忠愍本宅，应在保存之列，闻已改作工厂，极为惋惜。周先生之弟达成（伟），现在泰兴行医，想亦可询及。经济高潮已至，十年赶上英国不成问题，文化高潮正在掀起，地方事谅当在欣画之中，附记以备采择。弟溱又及。

朱东润致邵渐逵信，1960年1月2日

此信落款于1960年初。此前的1959年，朱东润先生曾回家乡泰兴与老朋友叙旧，其中就有邵渐逵、李煦春等人。朱先生曾与邵氏谈及主编泰兴县志及图书馆的事（参《朱东润自传》）。收信人邵渐逵，据朱先生自传中记载，曾任泰兴城中小学校长，二人相识数十年，朱先生曾有七律《寄邵渐逵》致之。甚至，邵渐逵也不是一位完全“内生于”朱东润先生著述中的人物，泰兴籍西安交大教授周光祺（1923—）在自传《我这一辈子》中，回忆自己的中学老师时，提到有一位教国文的前清秀才“邵渐逵老先生”，是周氏堂姐的公公，印象中邵先生经常批评他，还告到他父亲那里让他挨了打。从籍贯和年龄来看应该就是那位邵渐逵。

朱东润先生此通主要是回复邵渐逵于1959年末的来信。从此信推测，邵信内容中提及“三家兄事”；承陈尚君教授告知，即为朱先生兄长朱世瀠辛亥革命时于南京监狱发动越狱而殉国事。推测泰兴地方上希望编纂本地名人传记，专门为其兄世瀠作传，传文内容希望征求朱东润先生意见，甚至请他亲自执笔。朱先生则告知，若家人立传“不免覼缕”，但表示会知无不言，提供材料。泰兴方面此一工作，应该与《朱东润自传》中提到的编修地方志工作有关。

1959年底邵信之中，应该录有本地修志人士提供的志书初稿部分，所以朱先生所谓“所示两节”中的“列女传”话题，虽然未提内容，可能与新修志书如何处理这部分内容有关。从朱先生赞同邵信的态度来看，推测当为新志书不再编写“列女传”内容。第二部分中，朱先生与之讨论了“封建道德之说”，应该是为地方志中表彰古代乡贤而发。信中提到的“忠愍公”，为明代泰兴本地人茅大芳（1349—1402），官至建文朝左副都御史，明成祖即位后下狱，不屈而死。“方正学”则为更为知名的靖难名臣方孝孺（1357—1402）。此处甚有可能是修方志时，向朱先生征求本地名臣茅大芳的评价问题。朱先生回信提出“封建道德”的判断标准，应以其是否服务于封建统治者或封建剥削者为界，而不应以此来否定封建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又以“民无信不立”及“亲子之爱”为例，因其在今日仍具价值，亦难以否定。所以朱先生才说，茅大芳的忠君确具有封建道德的属性，受到时代局限，认知不可避免受到束缚。而反观朱棣夺位后，对诸如方孝孺等建文旧臣下重手，于封建政治上情有可原。而从国家层面上看，如果没有明成祖定都北京，天子守边，恐怕也等不到多尔衮打入山海关，明朝便早已灭亡。若因此否定明成祖所有事迹，视之为历史缺憾，似乎也难以服众。由此可见，朱先生评价历史人物，更倾向于用发展的眼光挖掘人物的时代意义。

信后，朱先生还问候了邵渐逵及李煦春的身体情况。李煦春（1884—1962，名景阳）也是泰兴人，受到李大钊思想影响，五四运动中积极支持爱国运动，创办多所学校，被认为是泰兴高港近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泰州市委员会编：《泰州历代名人（第三集）》）。泰兴解放后，李曾任本县副县长。朱东润与他相识于二十世纪初，1907年考入襟江小学后，李煦春作为高班生来自修室照应，二人算是同班。三人系多年老友，数十年来依然保持联系。

信末又提及在上海市政协开会遇到周明诚一事。周明诚，即周铭（1888—1968），江苏泰兴人，著名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大师，曾任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周铭提及家藏“曼君先生”屏条四幅，愿意捐献地方。“曼君先生”应该是清代书法家朱铭盘（1852—1893），原字日新，号曼君，亦是泰兴人，晚清“江苏五才子”之一，是朱东润的族伯父。苏家巷在泰兴城关，即朱东润先生的出生地，周铭告知苏家巷张宅曾是茅大芳旧宅，但已改作工厂，十分可惜。据泰兴县志记载，茅大方故居确在泰兴县城乐善铺，后人改建“茅公祠”，应非苏家巷旧宅。朱先生在后来的自传中也提及茅氏故居，或许便是从周先生处知道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经历着一段特殊时代，即信末所谓“经济高潮已至，十年赶上英国不成问题”的“大跃进”时期。朱东润先生虽身在上海执教复旦，但从信中仍能感受到先生浓浓的桑梓之情，信中李煦春、周明诚、朱曼君等及收信人邵渐逵，均为朱先生同乡人。同时，朱先生显然一直留心地方文献的整理及家乡发展，所谓“地方事谅当在欣画之中”，对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工作计划充满期待。

（作者单位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